【談文繹史】

作者：于德峰（鞍山師范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

早春的一天，北京西山的殘雪尚未消融，一戶貧寒的院落里，年近50的曹雪芹正俯身案前，將削得細勻的竹條彎成弧線，再用糨糊把素絹輕輕糊在骨架上。不久，這只繪著“瘦燕”的風箏乘風而起，載著他對友人的牽掛，也藏著他晚年“以藝濟人”的心意。

曹雪芹留給世人的，不僅有“滿紙荒唐言”的《紅樓夢》，還有一部險些失傳的風箏技藝專著《南鷂北鳶考工志》。這兩部作品看似無關，卻以“風箏”為紐帶，串聯(lián)起他對傳統(tǒng)手藝傾注的心血，以及對清代文人生活美學的獨特感悟。

北京費保齡蛺蝶尋芳風箏圖　圖片由作者提供

談及曹雪芹與風箏，繞不開《考工志》的傳奇經(jīng)歷。這部書稿是曹雪芹晚年為幫助好友于叔度而作——據(jù)吳恩裕先生1943年發(fā)現(xiàn)的抄本記載，于叔度因家道中落而貧病交加，曹雪芹見他擅長繪畫卻無以為生，便提議“為風箏譜，使有所業(yè)”，手把手教他扎糊風箏的技藝，還寫下《考工志》，記錄技法，助其謀生。這部書稿在清代后便湮沒無聞，直到20世紀40年代，才由藏家獻出抄本，經(jīng)吳恩裕、周汝昌等學者考證，確認是曹雪芹遺作，填補了清代風箏技藝文獻的重要空白。

談起古代流傳下來講風箏的書籍，人們以往常提及宋代的《宣和風箏譜》。它以風箏畫面內(nèi)容分類，對于如何制作風箏，則付諸闕如。《考工志》則按照骨架結構和扎糊方法，共介紹了43種風箏，而且每一種風箏都有具體的彩繪圖、骨架圖等，即便是完全沒有基礎的人，也能根據(jù)提示來制作風箏。

曹雪芹還把南方的軟翅風箏與北京的硬翅風箏進行分類，將具體的制作方法用通俗的文字寫出來。據(jù)說，同時代的名士董邦達讀完書稿后大加贊賞，并親自為書稿作序。

曹雪芹制作的風箏有極高的藝術性。在眾多圖案造型中，曹雪芹獨愛燕子造型，并創(chuàng)制出“扎燕風箏”。《考工志》有云：“古之人以燕為喜之征，春之象，故必以意匠為之，實以擬乎人也。須使其眉目中角，均呈喜相。”曹雪芹的“扎燕風箏”運用傳統(tǒng)的繪畫、暈染、上色等方法，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人的審美趣味。

曹雪芹還將風箏制作成蝴蝶、蝙蝠等動物的樣子，借此表達吉祥、福祿之意。在色彩上，曹雪芹常用紅、黃、綠等艷麗之色，將風箏與春天的大地、天空融為一體，貼合草長鶯飛、萬物回春的景象。他還從民間神話、戲曲、典故中提煉風箏的形象。比如“雀屏中選”，就出自歷史典故“竇毅擇婿”。相傳在隋朝末期，北周大將竇毅在為自己的女兒擇婿時，想到一個非常獨特的方式，即在門屏上畫兩只孔雀，求婚的人如果能射中孔雀的眼睛，就把女兒許配給他。求婚者雖然有數(shù)十名之多，但只有后來做了唐高祖的李淵用兩支箭射中了孔雀的兩只眼睛，最終與竇毅的女兒結為姻緣。曹雪芹據(jù)此制作出的風箏上畫有孔雀、牡丹、白頭翁等，借助孔雀的美麗高貴、牡丹的雍容大度、白頭翁的白頭偕老來點出這一故事，讓歷史典故與風箏藝術完美地結合起來。

清代北方的風箏流派繁多，宮廷風箏以“華麗繁復”見長，如故宮藏的“龍形風箏”，綴滿珍珠寶石，民間風箏則以“質(zhì)樸鮮活”為特色，如楊柳青年畫風格的“胖娃娃風箏”。而曹雪芹的風箏，獨辟蹊徑地走出了文人化的道路。曹雪芹的風箏繪畫，完全是“文人畫”的風格。他不喜歡民間風箏的濃艷色彩，而是偏愛“淺絳色”“水墨色”。

在曹雪芹眼中，放風箏不是“玩物”，而是“寄情”的方式。他在《考工志》中寫“放鳶之法，在‘放’與‘收’之間”：風大時“緩收線，使鳶穩(wěn)飛”，風小時“輕拉線，使鳶高騰”。他還創(chuàng)造了“聯(lián)鳶”的玩法：將兩只風箏用細線相連，放飛時“雙鳶齊飛，如友相伴”。而《紅樓夢》中，黛玉放風箏時剪斷風箏線，說把“病根兒都放了去”，正是這種“以鳶寄情”的延伸：風箏線的“斷”，既是對疾病的詛咒，也是對自由的渴望。

如果說《考工志》是曹雪芹風箏技藝的“實踐錄”，那么《紅樓夢》就是風箏意象的文學化表達。全書兩次集中寫風箏的情節(jié)，每一次都與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連，堪稱“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第二十二回的風箏燈謎蘊含命運讖語。元宵佳節(jié)，賈政命眾人制燈謎，其中探春的燈謎是“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謎底正是“風箏”。這則燈謎看似簡單，卻藏著探春的命運：“游絲一斷”暗指她日后遠嫁他鄉(xiāng)，“莫向東風怨別離”，則預示她無法掙脫家族的安排，只能接受“骨肉分離”的結局。而曹雪芹特意讓探春制這則燈謎，正是用風箏的“漂泊無依”，隱喻她“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的悲劇。

第七十回的放風箏是《紅樓夢》中最經(jīng)典的“風箏場景”。暮春時節(jié)，寶玉、黛玉、寶釵等人在大觀園放風箏。寶釵放的是“七個大雁的風箏”，大雁象征“合群”，暗合她“隨分從時”的性格；而寶玉的“大魚風箏”被別人拿走了，他也不怎么介意——這恰是他“不執(zhí)著于外物”的性情寫照。最耐人尋味的是黛玉的反應：她見風箏飛走，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既似釋然，又藏著無奈。

曹雪芹的風箏，不僅是技藝與文學的結合，更承載了清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在清代，放風箏從“兒童游戲”升格為“文人雅事”，與品茗、賞畫、作詩并列，成為文人寄托情感、安放心靈的方式。而曹雪芹的風箏，正是這種雅事的體現(xiàn)。

《光明日報》（2025年10月31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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