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并供圖/甘棠散木
那年重陽 唐玄宗給大家放了八天假
《易經》中把“九”定為陽數，農歷九月九日，日月并陽，兩九相重，故稱“重陽”。重陽節源自戰國時期，自魏晉后氣氛日漸濃郁。唐代風氣豪奢，民間又喜歡過節，這重陽節自然過得轟轟烈烈，絕不是一個登高能涵蓋了的。
石濤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意圖（局部）
先說宮廷吧。每逢重陽，皇帝都要舉辦有獎射箭比賽，這個傳統貌似源自南北朝時那位雄才偉略的宋武帝劉裕。貞觀十六年（642）重陽，同樣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賜文武五品以上官員在玄武門騎射，獎品很是豐厚：射中鹿便賞馬一匹。射不中后果也很嚴重，一位蕭姓大臣幾箭都沒射中，歐陽詢便作詩來嘲笑他，無異于一場社死現場。為了流量，大臣們紛紛在重陽節前苦練騎射，做足功課。
唐玄宗時這射箭團建的陣仗越來越大。712年重陽節，玄宗竟然放了八天公休假！整整八天都不用上班，還有大量的活動獎品，這重陽節不啻一場大型的嘉年華。此后有大臣以勞民傷財、鋪張浪費理由上疏反對，玄宗也暫時廢止這場盛會，注意，只是暫時。733年，他重新恢復了這場重陽嘉年華，理由很充分：“老祖宗傳下來的習俗，當然不能斷送在我手里。”這射箭游戲不僅恢復，還升級了：不僅九月九日要射箭，三月三日也要射箭！
這重陽也許真與玄宗有緣。據《集異記》載：天寶十三年（754）重陽，玄宗率群臣游獵于沙苑，一只空中盤旋的孤鶴被他一箭射中?？上н@只鶴并未墜地，卻帶箭飛向西南。安史之亂后玄宗逃往四川，一日偶然到青城山道院游樂，發現墻壁上插有一箭，拔下一看，竟然是他用過的御箭！原來當年中箭的鶴是青城山道士徐佐卿所變，回到道觀后許道士把箭留于壁上，還題壁留念：“天寶十三年九月九日。”不得不說，這故事聊齋氣息滿滿。
后面的唐德宗玩得更有魄力。788年，他大筆一揮，把重陽節設定為法定節日，此后重陽和中和節（二月朔）、上巳（三月三日）并稱三大節。不僅放假，還有彩蛋：宰相以下及常參官賜五百貫當假日補貼，翰林學士賜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等三軍賜一百貫……主打一個雨露均沾，皆大歡喜。
除了武功，唐代皇帝們也不輸文采，因此寫詩也是重陽節的功課之一。景龍三年（709）重陽，唐中宗登慈恩寺大雁塔，群臣獻菊花酒祝壽。老板讓大臣作同題四韻五言詩一首，先成者賞，后成者罰。此后君臣游歷登高、飲宴賦詩成為重陽節的保留節目，高宗、中宗、肅宗都寫過以重陽節為題的詩。本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原則，老板也要考核下屬應制詩的質量，還評定等級。當然能蒙老板重陽賜宴，已是大臣們的無上榮耀，這應制詩自然寫得花團錦繡、富貴平和。
堯樽列鐘鼓，漢闕辟鉤陳。金箓三清降，瓊筵五老巡。始驚蘭佩出，復詠柏梁新。云雁樓前晚，霜花酒里春。歡娛無限極，書劍太平人。
——崔國輔《九日侍宴應制》
白居易參加過德宗的重陽曲江宴會，他筆下的宴會畫風如此：天廚酒脯，御府管弦。樂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為春。元和四年（809），在長安任左拾遺、翰林學士的他又參加了憲宗的曲江賜宴。“賜酒盈杯誰共持，宮花滿把獨相思。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良辰美景，可惜好兄弟元稹不在身邊，真是遺憾。
重陽節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賞菊賦詩，還要射箭游獵，一天時間顯然是不夠用的。于是乎，重陽節就提前到九月八日開始，推后至十日結束，九月十日被稱為“小重陽”，李白《九日龍山飲》后還有《九月十日即事》詩，白居易有《河亭晴望九月八日》詩，其實都是寫重陽的詩。最有流量的還是黃巢那首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菊花 重陽糕 茱萸 長安人重陽三件套
《西京雜記》中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重陽糕、茱萸于是成為長安人重陽三件套。
農歷九月俗稱“菊月”，菊多開黃花，秋令屬金，金以黃為正色，菊花又象征長壽，再加上陶淵明故事的加持（“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歸。”）菊花不火也難。李唐時，皇家權貴種菊賞菊，普通百姓則買菊玩賞。白黃色蕊若蓮房的“萬齡菊”、粉紅的“桃花菊”、純白且大的“喜容菊”、黃色而圓的“金鈴菊”、白而大心黃的“金盞銀臺菊”……多達七八十種的菊花，可滿足各類人的審美要求。
節日必有吃貨。除夕吃餃子，元宵吃湯圓，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重陽節則吃糕，唐人這天都化身“吃糕群眾”。這糕有許多“馬甲”，漢朝時稱作“蓬餌”，唐朝時叫“麻葛糕”“米錦糕”，宋時叫“菊花糕”“重陽糕”。其做法宋人有解密：以糖面蒸糕，上以豬羊肉鴨子為絲簇，插小彩旗，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愛？到了明代重陽節，還有天子向京城大臣賜糕，江、浙以北民間吃糕的習俗。這里有個冷知識，明代福建人重陽節當天吃……粽子！
唐代重陽當天黎明時，大人們以片糕搭在兒女頭額，口里祝福：“愿兒百事俱高。”因“糕”與“高”同音，取“百事皆高”之意，這就是九日作糕的本意。這諧音也有尷尬處，據《嘉話錄》記載，唐人袁師德是給事中袁高之子。重陽節那天他出門做客，有人請他吃糕，他卻死活不吃，敢情是為了避父諱……
在重陽三件套里，茱萸是最有唐代特色的元素。茱萸是藥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驅蟲除濕、逐風邪、治寒熱等功用，因此被視作除穢辟邪神器，綽號“辟邪翁”。插茱萸的傳統也要回溯到一個漢代傳說：“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曰，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續齊諧記》）唐人常把菊花、茱萸和酒飲下，“延壽客”菊花“辟邪翁”茱萸，強強聯手，真是吉祥滿滿。
無菊無酒不重陽，不插茱萸不過節，這是唐人的真實寫照。過節期間，對茱萸的需求很大。茱萸價格雖然不高，但是生在深山老林之中，因此得到并不容易?；实垡I茱萸賞大臣和三軍，民間宴會時是先堆砌茱萸然后分發，儀式感拉滿，詩里的茱萸自然帶著清貴的氣息。
圍繞茱萸的唐詩金句數不勝數：王昌齡有“茱萸插鬢花宜壽”，杜甫有“醉把茱萸子細看”，白居易有“舞鬟擺落茱萸房”，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
唐代長安人游玩打卡地首推曲江。這里南有紫云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煙水明媚，中有彩舟翩翩，夾岸柳蔭四合，真是天選游玩、聚宴、歌舞、發呆圣地。重陽節當天，長安、萬年兩縣為了聯絡感情，還安排有專人負責接待都城內百官，“選妓攜觴，幄幕云合，綺羅雜沓，車馬于闐，飄香墜翠，盈滿于路。”這游客里就有杜甫的身影。
玄宗天寶某年重陽，杜甫和好友鄭虔、蘇源明，三人頭插茱萸，坐在金黃的菊花叢中，一邊狂飲，一邊靠著大樹高歌，引來無數路人異樣的眼神。他們喝得酩酊大醉，醒來時已經秋月當空，四圍砧聲陣陣，三人不覺相顧大笑。
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鄭蘇兩人就是子美的逸友。鄭虔才華蓋世，被玄宗點贊為“詩書畫三絕”，一生卻身居小官，窮困潦倒，以至于酒錢還需要蘇源明幫他還。嗜酒抑郁且恃才放曠，共同的標簽黏合起這個小小的三人組合。“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時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荊門此路疑。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九日曲江》）這份快樂自然而明澈。
簡單明澈的快樂總是相通的。元和七年（812）重陽，白居易同諸兄弟登上西原，移坐菊叢，糕酒前列。雖無絲無管，但有歌有笑。酒酣臉紅耳熱之后，兄弟們攜手四望，暮天是那么的廣遠空闊，足以馳騁雄心壯懷。
《全唐詩》里 以重陽為主題的詩最多
洋洋四萬八千首的《全唐詩》里，以重陽為主題的詩最多。重陽節像一顆十六面的鉆石，不同折面折射出不同人的華彩。
“攜壺酌流霞，搴菊泛寒榮。地遠松石古，風揚弦管清。”這是李白，清爽亮麗，頗有孟嘉登龍山落帽之風。
“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親。”這是孟浩然，閑云野鶴，一副淵明向東籬賞菊的氣質。
“雨歇亭皋仙菊潤，霜飛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鬢花宜壽，翡翠橫釵舞作愁。”這是王昌齡，華貴風流。
“塵世相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這是杜牧，豁達疏朗。
乾元元年（758），在華州司功參軍任上的杜甫，曾記下他最快意的重陽。草堂靜好，秋爽氣新，鐘磬自響。落日漁樵，盤剝新栗，飯煮青芹。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人生真如拆盲盒一般，你永遠不知道明天等待你的是什么，這句話最應在杜子美身上。此后，他棄官居秦州，再入蜀，繼而輾轉流浪成都、梓州、閬州等地，靜好日子少，失意時間長。永泰初他又滯留夔州，喪亂、多病、垂老、窮困，進退兩難……
又是一個重陽日，滿山黃花彌眼，艷麗依舊，煢煢關塞，茫茫暮天。登高沒有給杜甫帶來些許好運，他依舊曳尾泥涂之中。鄭虔遠貶東海，而他滯留西蜀，相隔萬里，幽明兩絕。而蘇源明因為長安谷價暴漲，竟然被餓死在繁華都城里。山清似月，人瘦如菊，這菊花酒里混著家國之愁，混著生死之悲……這是大歷二年（767），獨自立在白帝城上的杜少陵一口氣寫了五首《九日》。它們是少陵寫給盛唐的墓志銘，也是寫給自己的墓志銘：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五十年后的元和十四年（819），在距夔州不遠的忠州，白居易登上巴子臺，孤寂繚繞在酒杯間，鄉情綿綿。“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開。閑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畫風不復當年在長安時的游哉樂哉，畢竟他正處在仕途的低迷期。江州司馬三年、忠州刺史兩年，是他仕途上沉重的一擊。白居易一生寫了17首以九日為題的詩，每首詩如界石一樣標記著他的快樂與憂愁、華光與失意、激揚與彷徨。
子美筆下的重陽有蜀山的磅礴沉郁，而樂天筆下的九日多些江南的悠遠秀麗。寶歷元年（825），任蘇州刺史的他和下屬一起過節。柳青蒲綠，臺榭蒼靄，水光清光；日暮備燭，風高加酒；觥盞交錯，舞女翩翩；吳娃麗眉，胡琴錚錚。“盛時儻來合慚愧，壯歲忽去還感傷。”一面是喧囂和歌舞，一面是寂寞和感傷，浪漫與蒼涼，恰如人生的兩面，難以割舍干凈。
晚年的白樂天過得頗為閑淡。當時西京長安宦官擅權，朝堂若修羅場般慘烈，而東都洛陽城內則是另外一個世界的存在。他以太子少傅高官閑職司東都，他的履道池臺極其雅麗，和老友元稹的履信池館比鄰而居，過得不是一般的滋潤。只是大和八年后，在重陽節他不再飲酒聚宴，而是選擇獨自持齋。由繁入簡，由華入質，由舒張轉收斂，由憧憬轉向回憶，由激揚轉向沉郁，這是人生的必然歸宿吧。
會昌元年（841），白居易寫下最后一首重陽詩：
黃花叢畔綠樽前，猶有些些舊管弦。偶遇閏秋重九日，東籬獨酌一陶然。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
既然狂歡是一群人的孤獨，那孤獨恰是一個人的狂歡。
宋元之后，重陽佩茱萸的習俗開始式微。“避邪翁”茱萸讓位于“延壽客”菊花，避邪消災的現實生活讓位于長生延壽的未來期盼。
但是因為王維這首詩，茱萸永遠盛開在每個人的重陽情懷里。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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