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韶毅（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副編審）
書信舊稱尺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南北朝時期《昭明文選》已專有“書”一體。書信之美，從鯉素、云錦書、飛奴、代兼金等別稱就可見一斑。書信中的敬語、謙稱、格式乃至書體證明了華夏禮儀之深厚，那一頁頁精美的信箋集中體現了物質文明之發達。
作為一種文體，書信的首要特點是實用性，然后逐漸向審美性轉化，也表現出著述化傾向。自宋代刊行謝逸的《溪堂師友尺牘》以來，《尺牘清裁》《名公翰藻》之類成為一種選本傳統。《范文正公尺牘》《山谷刀筆》是名家書信結集之濫觴，明清以來風行，名家全集編印必備，說明書信的文獻性日益受到重視。
夏承燾
被譽為“一代詞宗”的現代詞人夏承燾，把書信作為日常信息互動、情感溝通、學術交游甚至思想表達的重要載體。尤其是在現代詞學形成過程中，夏承燾往來書信，一方面傳承了清代以來書信的學術交流功能，另一方面為現代學術共同體拓展了平臺。在新舊社會交替之際，私人書信還帶有媒介功能，成為彼此觀點碰撞的橋梁。20世紀30年代，龍榆生編輯《詞學季刊》時，刊發過包括夏承燾往來書信在內的諸多詞人書信，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書信文學批評之效力。
近年來，夏承燾書信的收集整理日益受到重視，《夏承燾致謝玉岑手札箋釋》《夏承燾致趙尊岳書五通》《夏承燾致蔣禮鴻書札輯考》《夏承燾鄧廣銘往來書信十五通簡釋》等相繼出版、發表。鐘泰、鐘敬文、陳乃乾、劉海粟、張牧石、王榮初等學人的舊藏中，也有與夏承燾往來的書信，可供進一步整理。新近出版的《夏承燾師友信札》搜羅夏承燾家藏及《詞學季刊》《夏承燾日記全編》等書刊發表的師友信札，總計330多封。
互為表里：書信與日記在文本上的意義
夏承燾日記真實記錄了夏承燾大半個世紀的生活、讀書、教學、治學、游歷，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諸多方面的情況，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夏承燾往來書信也同樣呈現了這些方面的內容，具有同等價值。
正如魯迅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通過書信可以“從不經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周作人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現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可以說，日記是內向的，而書信是外向的。日記與書信互為表里。這一觀點從有豐厚日記與書信資料的夏承燾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證。
程千帆寫給夏承燾的信
夏承燾往來書信是夏承燾日記的延展，而夏承燾日記是夏承燾往來書信的注解。現存夏承燾日記起于1916年，終至1985年；而夏承燾往來書信，目前已發現最早的是1920年，最晚的在1985年，同樣跨越半個多世紀。往來書信從另外角度編織了夏承燾生平，同樣呈現了夏承燾人生的關鍵節點，如南京游學擴大視野、西北工作增長資歷、嚴州教書立定志向、抗戰時期避居雁蕩、立足杭州成為南方詞壇領袖、移居北京等等，皆可在往來書信中找到相關記錄。而在進一步研究、注解上，書信也有獨特的優勢。比如日記可能是“復某某”“得某某來信”這樣簡單的記錄，書信呈現的則是完整的信息。
如夏承燾日記1952年12月22日有記：“發季思廣州函，邀其寒假北來。附去子植（劉節）箋，告昨晤其尊人。”但寫給劉節的信具體談了什么，日記并無記載。找到這封信，就發現夏承燾所說的是：“尊甫來杭開人民代表大會，昨晨約晤于馬一浮先生家，精神甚好。座間袁道沖、鐘樸存諸翁皆七十以上，皆不及尊甫老健。代表會共開八日，下星期可返里矣。長途小汽車較安穩，在杭見客，皆有青年伴送。”相關情形前一日日記有記載，可互相參照。再如夏承燾日記1977年6月24日有記：“葉圣陶翁來信，謂往訪胡愈之老談退休事。”此信夏家保存完好，葉圣陶寫：“昨日與小兒至善同訪胡愈老，共談囑商之事，今以其略奉告。目力不濟，信筆而書，幸恕簡慢。我三人以為公盡可留居北京，不必要求退休。退休無規章可據，少數院校有退休之例，或竟是一時之胡為。浙省統戰組不同意，揣度其意有二，一是遵循政策，二是為公著想，其實亦是執行政策。愈老言此時最宜揭發，彼人如何務與公搗亂，可為文盡言之，載于報刊。此一層鄙意所贊同，甚盼命筆。請止于此。”信中所述可稱得上是夏承燾退休軼事秘聞了。
在日記遺失或缺記的情況下，書信更是替代了日記的注解性。舉個例子，1976年唐山大地震，夏承燾夫婦先后至洛陽、長沙避余震后回京，身體欠佳，日記簡略，有些事情就沒有記錄。比如1976年12月8日寫給方介堪代友求印的信，就未記：“弟客京師年余，時時小病，頃避地震以友人招邀來長沙小住，茲有三位京友（陳次園、呂劍、王湜華三先生）與弟時相過從，久仰兄鐵筆高藝，囑為介紹，如承賜刻方章，不勝感荷。弟頃住長沙高風門十八號李淑一先生家，下旬或他往或返京未定。如荷賜書請由王湜華兄轉致。”一則短簡，豐富了這個時期夏承燾的交游，從另一個角度確定了夏承燾居住在長沙的時間長度。
大與小：往來書信蘊含的價值
夏承燾往來書信蘊含的價值可以從小與大兩方面概括。
所謂小者，指往來書信呈現了夏承燾的足跡、交往、創作、研究、思想乃至人格魅力。所謂大者，則指往來書信透露出中國社會變遷的細節，尤其反映了中國現代詞學建構與發展。事實上，這兩方面并不是那么容易嚴格區分。
夏承燾寫給的劉景晨的信
1942年，抗日戰爭的烽火已使滬杭地區難容一張講臺，就連浙江南部的溫州也受到日軍覬覦，夏承燾只好避往海上名山雁蕩。但寄情山水，并不意味著夏承燾的逃遁，他還牽掛著山外的世界和同樣苦難的友朋。這時，夏承燾有幾封書信寫給他的學生蔣禮鴻，其中1942年11月7日一通寫道：
春間自滬返溫，過樂清依天五居三月，一度游雁蕩。記曾有一函奉藍田。昨接心叔如皋函，亦云久不得湘書。頃讀唐先生重慶函，乃知弟已入蜀。是藍田師院遷渝？抑弟辭湘師就蜀校？鐘山先生在湘？在蜀？皆至企念。燾蟄居永嘉，一切粗遣，各舊游過從如常。之江遷邵武，迄無來信，聞但設商學院，用人甚少，亦未去書往詢。心叔近忽被無妄之災，十月七日飯后甫出門，為偽兵所執，挾至營舍。心叔謹告以可殺不可辱。不聽。鞭撻甚厲。痛極時誦《孟子》“孟施舍、曾子養勇”一章以自解。其夫人聞聲尋至，不得入。鄰人憤集，乃釋歸。臥三日稍能起坐，又數日右手乃能執筆。廿日作來書云，步履仍未復，竟不知何故至此。心叔函自謂平日慕亭林“寧隘毋不恭”之語，曾有小印曰“寧夷毋惠”，被執時因《孟子》之文觸思，北宮黝不如孟施舍守約，又不如曾子守約，即孟子之意原許伯夷，雖云“君子不由”，而“不得中行而與”，其間亦自有所擇也。又謂橫逆之來，他日恐有甚于此者，于此亦得自試矣云云。燾誦其書，感為出涕。前月天五常語我，欲招心叔來雁蕩為入林之侶，予念路途不易，彼又有老母妻女，今看情況如此，則如皋必不能久居，來溫州謀教席固甚易，但此間近海，明春恐不免又有驚擾。燾亦惴惴為后計，頃擬去書問其肯單身來否，或先來溫，再為后圖。若此間明年尚能茍安，可徑往雁山為久居計矣。鐘翁處請代致候。
信中所涉人物，天五即吳鷺山，心叔即任銘善，唐先生即唐圭璋，鐘山先生、鐘翁即鐘泰。雖然夏承燾寫信給蔣禮鴻主要是告知自己的行蹤并打聽朋友們的現狀，但考釋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經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景緊密相連，個人性情與民族大義已渾然一體，“蟄居”的背后是一幅中華民族危難圖。如果要考究戰時知識分子的生活，這封信無疑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為詩人、詞人，夏承燾在寫信的時候總不忘附上新作。這些詩詞或是唱和次韻，或是請人修改，呈現的是最初的狀態，可能與最終結集時的文字有不少差異。比如1927年12月11日給謝玉岑的信中，夏承燾抄錄了一闋《齊天樂 再到杭州》：
戰塵不到西湖路，里湖外湖春水。漚夢猶圓，歌聲自穩，知換滄桑曾幾。山川信美。莫告訴梅花。人間何世！留伴幽禽，共臨寒碧照憔悴。
十年蹤跡再到，只垂楊老了，未消佳麗。天與清狂，人驚朗詠，事業棋亭酒袂。傷春情味。又一度斜陽，一番花事。如此杭州，問予何不醉。
后來《夏承燾集》出版時，夏承燾改題為《齊天樂·重到杭州》：
十年南北兵塵后，西湖又生春水。鷗夢初圓，鶯聲未老，知換滄桑曾幾？湖山信美。莫告訴梅花。人間何世。獨鶴招來，伴君臨水照憔悴。
蘇堤垂柳曳綠，舊游誰識我，當時情味。禪榻聽簫，風船嘯月，笑驗酒痕雙袂。嬉春夢里。又一度斜陽，一番花事。如此杭州，醉鄉何處是？
通過比較，會發現兩首詞的表達有很大差別。從文本角度考察，書信中的詩詞可以為夏承燾詩詞創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夏承燾一生從事教育，給學生輩的書信中，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孜孜不倦，令人感動。20世紀40年代中期，琦君多遇波折，內心憂愁，夏承燾抄錄格言警句送給她，幫她走出困境。
自尊：此做人起碼道德。孟子曰：“人人有貴于己者。”自足：道德格律無待外求。康德謂，道德無目的，為道德而道德。非為快樂，為功利，為幸福。此為“無前提之訓條”。無其他條件。自由：人生最高意境。莊子：“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于胸中。“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此康德所謂“意志自由”。“意志自制”惟制乃得真自由。希真座右。
夏承燾寫給琦君的信
1974年2月28日，夏承燾回復學生王馨一：
詩見性情，但嫌少警策。曩勸弟熟讀定庵詩，不知能背誦多少首，可試作心得筆記。定公詩好奇是一病，但可學其不落凡響。作詩性情真是第一著，但寫性情卻不許脫口而出。‘不識字人有好詩’，是最上諦，但我們不應以此自解；能做到艱深之思，平淡出之，乃為能手。白居易詩稿，宋人謂有全篇改涂不留原稿一字者，此其可師法處。昌黎有句云：“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此二句乃昌黎《送無本師》詩）又恨其多艱深而少平淡，是自討苦吃。
畢生所學，濃縮成精華，讓人受益無窮。
酬唱論爭：學術交游的重要載體
作為中國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夏承燾具有承前啟后的標志意義。承前，是夏承燾與朱彊村、吳梅、張爾田、林鹍翔等詞壇名家交往；啟后，是他培養了吳熊和、吳戰壘、施議對、周篤文等詞學研究者。夏承燾“以經史之術別立詞學”，又“留下無數工作，形成新的研究傳統”。
在夏承燾往來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與前輩詞人交往，具體請教了什么問題。如1929年10月27日，他想寫信給朱彊村求教吳夢窗的生卒年，本托林鹍翔居中介紹，后來請龍榆生轉交。
承燾學詞未久，重以饑驅，不能專業于此。曩嘗欲于先生、半唐、伯宛諸老搜討校勘之外，勉為知人論世之事，作《詞人年譜》及《詞集考證》數種。夢窗一種，茲另紙寫《生卒考》呈政。其余一得之愚，尚有須就正于先生者，如考定飛卿為大臨六世孫，生元和六、七年間，長義山數歲，以匡顧嗣立詩箋以李蔚當淮南李仆射之誤。依顧注，飛卿當遲生廿余年，與事實皆不符，蓋未尋《李德裕傳》定也。謫方城、隋縣在大中十三年，以折衷新舊《書》《唐摭言》《南部新書》《東觀奏記》《云溪友議》諸說之紛拏無據。定白石生年在紹興二十年左右，以正《江西志》秦檜當國時隱居箬坑丁山累薦不起之失實。據《侯鯖錄》，考定子野生年應從東坡《垂虹游記》，而《齊東野語》引孫莘老《張氏十詠圖跋》不可信。定蔡蕭閑從兀朮伐宋在紹興四年，以正《金史》本傳之顛倒。又韋莊當生開成元、二年；吳彥高非王履道外孫，《中州樂府》說不塙。使金被留在天會五年，《人月圓》詞乃其絕筆等等。雖皆考證無關大數，而擿埴索涂，曾費心力不少。不知足當先生一笑否？
11月6日，朱彊村回復：
……夢窗生卒，考訂鑿鑿可信，益慚謭說之莽鹵矣。夢窗與翁時可、際可二人為親伯仲，草窗之說也。疑本為翁氏，出為吳后。今四明、鄞、慈諸邑，翁姓甚繁。倘有宋時家牒可考，則夢窗世系亦可了然。弟曩曾丐人廣求翁譜，未之得也。我兄于彼郡人士有相洽而好事者，或竟求得佳證。夢窗系屬八百年未發之疑，自我兄而昭晰，豈非詞林快譚，閣下其有意乎。弟衰慵之質，無可舉似。閎著有寫定者，尚盼先睹也。
從此一老一少，書信往來多通，詞學研究傳統以書信為媒不斷賡續。
在夏承燾往來書信中，還有編輯朱彊村、謝玉岑等遺作，參與撰寫編輯《詞學季刊》《詞學》，以及創辦中國韻文學會的記錄，更有中國現代詞學史上數次論爭的細節，都是中國現代詞學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1933年10月8日的張爾田致夏承燾書，就表達了自己的詞學主張以及對當時詞壇的批評：
今天下紛紛宮調，率有年學子，無病而呻，異日者，誰執其咎？則我輩唱導者之責也。彊村諸公，固以詞成其家者，然與謂其詞之可貴，無寧謂其人之可貴。若以詞論，則今之詞流，豈不滿天下耶？古有所謂試帖詩，若今之詞，殆亦所謂試帖詞耶？每見近出雜志，必有詩詞數首充數，塵羹土飯，了無精采可言。
在“四聲”之爭中，1940年6月吳庠在給夏承燾的信中，對堅持“四聲”者頗有微詞：
當代詞人，務填澀體，字荊句棘，性梏情囚，心力虛拋，語言鮮妙，此其一也。謂填創調，必依四聲，本不能歌，乃矜合律。且四聲之中，古有通變，入固可以代平，上亦可以代入。漚尹丈洞明此理，故當時朋輩以律博士推之。乃彼迂拘，一聲不易，如斯泥古，大可笑人，此其二也。吾家夢窗，足稱隱秀，相皮可愛，學步最難。近代詞壇，瓣香所奉，類皆涂抹脂粉，碎裂綺羅，字字饾饤，語語襞繢，土木之形骸略具，乾坤之清氣毫無，作者先難其詳，讀者更莫名其妙，此其三也。此在老手，或猶講音律，而兼識辭章。乃使少年遂欲假艱深以文淺陋，詞學不振，蓋有由來。區區管窺，間發爭議，不圖開罪友朋，惟有噤口不開而已。
這些對話，無疑提高了書信所蘊含的學術價值。
引為至樂：現代文人熱衷的舊傳統
夏承燾從舊社會走向新社會，逐漸感受到農業社會到工業時代的變化，他懂得傳統文化的美，也懂得新文化的好。他所具備的素質，使他的標簽除了詞學家、教育家，還有文學家、書法家。所以，他的很多書信都是一篇篇美文。他的師友中，更不乏妙筆生花者。書信的文學性，在夏承燾往來書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1930年新春，大雪紛飛的日子，夏承燾寫信給邵祖平，感謝贈閱著作：
大集想望久久，昨早始得拜讀。大雪擁被，盡一日夜力竟之，傾佩無似。模范山水之作，若《祖山寺》《理安寺》《幽棲寺》諸篇，冥搜獨造，瘦硬通神，寥寥短章，亦能神明矩矱之中，旋折虛無之際，義寧之后，嘆為觀止矣。宋代江西詩人從西江派入而能不囿于西江者，我心所愛，惟有石帚一人。遼遼千載，復見先生。弟雖錄錄不學，并世得通書問，稱友生，亦自詫何如哉！歡喜贊嘆之余，成二絕奉報。俚辭不可以詩論，聊見區區向往之誠，尚祈進而教之，賜和則不敢請也。
字里行間，有禮有節，至情至理。
還有一通夏承燾寫給夏子頤的殘簡：“莊嚴沉著是至美，潮一樣的心情，山一樣的態度，審慎周到，不為惜小我，為惜大事。畏死與僨事皆是小夫。”雖然看不到全信，但可想而知那就是一首現代詩了。
這些書信，談及政治時事之外，也有風輕云淡、閑情逸致的文字。事實上，這些書信也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一部分。夏承燾和他的朋友們從舊時代走來，深諳此道，即便在書信中談的是喝茶、養花，甚至簡短的問候，亦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學的韻味。
夏承燾往來書信極具藝術性，還因為夏承燾有一手好字。美文行云流水，書法神采動人，相得益彰。夏承燾從1929年開始有意識地研習書法。他先從篆書及行草入手，再寫大字《文殊般若經》，也臨過《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和孫過庭《書譜》。后來對沈曾植、馬一浮的書法也有所取法。有人說，夏承燾是詞仙，他的書法仿佛被詞的仙氣籠罩著。翻閱一通通信札，可以見證夏承燾書法風格的變化，二十歲的稚嫩，三四十歲的成熟，五十歲的變法，七八十歲的人書俱老。夏承燾書信透露出的書卷氣，與中國傳統箋紙的制作、書信禮儀的規矩、書信文字的表達，完美結合在一起，堪稱中國現代文人書法的經典。
此外，用來書寫的紙、墨、印等物質也是書信藝術性的構成元素。夏承燾書信的用紙，有浙江省立第九中學便箋、瞿禪用箋等不同花樣，夏承燾師友書信用紙更是五花八門，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還可以通過紙判斷書信撰寫的年份。因此，原汁原味地呈現往來書信，就具有了副文本的意味。
夏承燾的日記與書信，同樣是他重要的文學作品。施蟄存曾贊譽夏承燾的日記是中國“日記文學之佳著”，這句評價應該延伸至他的書信。夏承燾的往來書信，對于重構現代文人的古典書寫傳統不無意義。
《光明日報》（2025年10月24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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