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數字經濟在全球快速發展，其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刺激了“無接觸經濟”的發展，全球電子商務、在線教育、遠程醫療、遠程辦公等經濟新模式和新業態快速壯大。與此同時，傳統產業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發展重心加速從傳統技術轉移至數字技術，從傳統物理空間加速向數字空間轉移。數字經濟發達程度已經成為各國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全面布局數字經濟

面對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興起，我國政府也果斷決策，將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早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成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面布局數字經濟的發展，明確提出“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

在黨中央的科學頂層設計和有效部署下，我國數字經濟無論在發展規模還是發展質量方面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5G等數字經濟核心領域，我國甚至走在世界前列。

雖然我國數字經濟總量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成績，但依然存在不少問題，具體表現為如下三點。第一，數字核心技術缺乏導致全球競爭力不高。數字經濟的核心主要是信息科技，涵蓋半導體、操作系統、云計算等底層技術。然而，我國在核心技術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新時代驅動發展的重要戰略，數字經濟發展更加需要強化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第二，數字經濟發展與實體產業融合有待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早期階段均由消費互聯網驅動，然而近10年來，隨著云計算和企業服務的蓬勃興起，產業互聯網成為支撐數字經濟新一輪增長的核心驅動力。我國互聯網產業整體呈現較好的發展態勢，未來，深化產業互聯網布局，加快實體產業數字化步伐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第三，數字經濟無序發展的負面效應開始凸顯。當前，數字經濟無序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開始凸顯，協調并監管數字經濟發展是未來決策和監管部門需積極考慮的問題。

厘清數字經濟發展四大關系

我們認為上述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理論上厘清以下四大關系。

一是“新經濟”與“舊經濟”的辯證關系。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需要處理好新經濟與舊經濟之間的關系。新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但并不意味著傳統經濟已經過時或很快被淘汰。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基礎就是協調好新經濟與舊經濟相互促進的關系。新經濟應該作為改造和整合傳統產業的動力，傳統產業應該成為新經濟的市場。研究發現，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更是數字經濟發展的趨勢，全球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4.3%，產業數字化成為驅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主導力量。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越高，高收入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5.9%。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越高，發達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到86.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經濟和舊經濟的融合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

二是“實”與“虛”的轉化關系。關于數字經濟是否是虛擬經濟有不少爭論，爭論的關鍵在于數字經濟是否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首先，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模式，其源于實體經濟，最初表現為閑置貨幣的資本化，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因此，虛擬經濟往往與金融存在很大關系，數字經濟之所以被認為是虛擬經濟，一個重要原因是現實中大量數字平臺最終通過金融服務賺取高額利潤。其次，虛擬經濟本身不直接創造價值，但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實體經濟創造價值的能力。在這方面，數字經濟具有類似特征，大部分數字經濟通過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而產生價值。最后，虛擬經濟靠虛擬資本進行運作，其中虛擬資本包括信用資本、知識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在這方面，數字經濟與虛擬經濟有些不同，數字經濟的運作基礎是數據。與虛擬資本不同，數據具有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以及非競爭性等特征，一個人使用數據及相關的一些應用，也完全不影響他人的使用。非競爭性帶來的是規模效應，數字經濟的非競爭性促進了平臺經濟的發展。不同于傳統商業只能服務單邊市場，平臺可以連接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既可以服務買方又服務賣方，逐漸形成一個包括研發、生產、銷售、消費多方在內的經濟生態圈。實體經濟由于很難做到邊際成本為零，規模效應因此受到限制。

因此，數字經濟不是虛擬經濟，但其具備虛擬經濟的某些特征，要防止數字經濟脫實向虛，甚至過度發展和自我循環，導致實體經濟受到擠壓。數字經濟應該充分發揮其融合性特征，通過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推動傳統產業優化資源配置，創新生產技術和商業模式，最終實現轉型升級。

三是“創新”與“監管”的平衡關系。監管和創新是一對矛盾體。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一個關鍵是如何平衡創新與監管的關系。一方面，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再到“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這些論斷均體現了對包含數字技術在內的創新的重視，因此對數字經濟創新要有一定的包容態度。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不能缺乏監管。近年來，數字平臺經濟過快擴張帶來不少問題，比如數字經濟規模效應導致平臺公司“贏家通吃”，造成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平臺公司過快擴張的金融風險；部分數字平臺公司過度采集客戶數據，侵犯客戶隱私等。因此，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離不開監管。

四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關系。在數字經濟領域，要堅持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的原則，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近年來國內數字經濟發展最快的領域主要是市場經濟發揮更多作用的領域，如衣食住行，而這個過程中涌現出充滿活力的數字經濟巨頭，包括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字節跳動等，也都是民營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應當成為數字經濟的環境營造者。其最基礎的職能是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制定適合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和規劃，維護市場秩序。特別是在打造數據要素市場基礎設施方面，政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除了提供大數據中心、5G網絡等硬件基礎設施之外，政府還可以積極參與數據產權確定、數據運行監管以及數據歸集標準的統一制定等職能。

總之，上述四大關系不是首次出現，但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呈現出新的內容與特征，只有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從理論上辯證理解數字經濟時代“新經濟”與“舊經濟”的辯證關系、“實”與“虛”的轉化關系、“創新”與“監管”的平衡關系、“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關系，精準施策，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金融深度融合，才能將我國從數字經濟大國建設成為數字經濟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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