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在這一社會變革和實踐創新中，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意識形態特別是思想理論領域的斗爭充滿復雜性、尖銳性。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憲政民主觀、“普世價值”論等錯誤思潮此起彼伏、競相發聲，試圖左右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消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因此，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清代學者龔自珍曾指出：“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鏡鑒。它表明國家的解體、政權的喪失、事業的葬送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正確認識和對待當前的各種社會思潮, 是關系當代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問題。
近期，網絡以及其他媒體上不斷釋放出一些言論，指責我們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是“左傾回潮與反撲”，甚至攻擊黨和國家批判錯誤思潮的意識形態建設舉措。在當今網絡時代，各種錯誤思潮暗流涌動，其影響力不容小覷，更不能置之不理。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對錯誤思潮如不能及時亮劍，持續有力地進行批評，其蔓延泛濫將會擾亂我們的思想，動搖理想信念，干擾社會和諧穩定，而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將淪為一句空話。為了消除錯誤思潮的危害，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開展思想理論斗爭，旗幟鮮明地批判各種錯誤思潮,以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這種自信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
一是我們的事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是“行動著的群眾”。馬克思主義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旗幟鮮明批判錯誤思潮，以實際行動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迫切需要。
二是我們的事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列寧曾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都要歷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毛澤東也曾指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格，也是我們黨一貫倡導并長期堅持的優良學風和思想路線。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聯系國際國內大局觀察和分析問題，既要求我們客觀地正視思想文化、價值取向多樣化的現實，以及各種社會思潮交流交鋒的態勢，更要求我們增強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自覺性，把握運用馬克思主義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的主動性。
立場決定出發點，原則決定落腳點。對各種錯誤思潮進行批判，絕不僅僅是一般性的學術問題，而是政治是非問題。它甄別的是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關注的是國際話語體系和話語權。
之所以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是因為它違背了唯物史觀，干擾了人們正常的歷史認知，有著明顯的政治企圖。歷史虛無主義認為中國革命完全是破壞性的和錯誤的；它否定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它否定和歪曲黨的歷史，抹黑革命英雄人物。從根本上來說，歷史虛無主義企圖消解黨執政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合理性。它不是一般地否定歷史，而是通過否定或者歪曲某些歷史事件或人物來宣傳其錯誤的理論觀點。歷史不能假設，更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虛無主義搞亂人們的歷史認知，從根本上就違背了客觀歷史事實，因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學術創新、學術發現，更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學術意義可言。因此，我們必須從學理上深入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正本清源、以正視聽，這樣才能寫好歷史教科書、增添歷史正能量。
之所以批判“普世價值”論，是因為它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當成超越時空、國家、階級的價值，而忽視了其歷史性、地域性、民族性。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和歷史唯心主義的立場觀點。這里的問題在于，價值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同樣,在價值的圖譜中，概念相似或相同，其內涵和理念不同，所以然者何？國情異也。“普世價值”論的政治企圖和要害在于，宣揚中國只有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才有出路和前途。它以消解共產主義理想、確立資本主義不可超越為前提，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要吸納人類文明進步的有益成果，但并不是承認和接受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更不能用中國學術詞匯與之生硬對接，而是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早在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就指出：“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之所以批判西方憲政民主觀，是因為它鼓吹西方“憲政民主”制度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唯一出路，其觀點往往以偷換概念等方式進行包裝，擾亂我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憲政”概念來源于西方，其本意是強調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遵從憲法的基本精神。憲政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構，其核心是議會民主制、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中立化。西方“憲政民主”觀的鼓吹者要在中國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現實告訴我們，那些接受了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往往陷入了動蕩和混亂。他們還玩起了偷換概念的把戲。比如，我們黨歷來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干部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但是，有些人卻把依憲執政這一精神和原則有意誤讀為實行西方式的“憲政”，不時拋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偽命題，甚至匪夷所思地將中國夢界定為“憲政夢”，從而歪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之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因為它否定公有制、否定國家干預，強調“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它是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帶來全球經濟的持續繁榮發展，反而給許多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俄羅斯、東歐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都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一些西方國家自身也深陷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難以自拔。這些事實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要從學理上指出它的危害性，警惕一些人要將其復制到中國的觀點。這對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促進全球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舉以上四種錯誤思潮為例，旨在說明它們往往在傳播過程中披著學術的外衣，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因而我們也要從學理角度深入開展對其批判，從思想上廓清各種錯誤思潮制造的理論迷霧。我們要看到，一種錯誤思潮即使暫時消失了，假以時日可能還會沉渣泛起，還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現。無論錯誤思潮的理論如何具有迷惑性，手段如何多樣化，它們總是遠離人民立場，無視實事求是的原則。其目的“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歸根結底就是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理論斗爭，批判錯誤思潮正是要幫助人們看清它們所暗藏的玄機，以免不知不覺中充當了西方意識形態的鼓吹者。
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一些理論觀點和思想成果可以用來說明一些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在一定地域和歷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們套在其他國家和民族頭上，并以此為絕對標準，那就是荒謬的了。這一邏輯和結論是常識，一些錯誤思潮恰恰違背了常識，如果不是出于理論的淺薄，那就是別有用心。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學術上的自覺、理論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堅定，敢于理直氣壯地同錯誤思潮進行理論斗爭。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首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以育人育才為核心，構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新模式”（BJSZ2017YB3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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